北京头条
历史 | 四千年前的夏代真有“不孝”罪吗?
女史2019-10-02 08:0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章太炎《孝经本夏法说》中论断的影响,中国法制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早在四千年前的夏代,当时的法律上就有了“不孝”罪这一罪名,而且其涵义与后世的不孝罪略同。另有一部分学者则似乎对夏法上存在不孝罪抱怀疑态度。然而,结合传世文献中吉光片羽的记载和历史人类学的线索可以推知,夏人对鬼神的信仰催生了最早的孝道观念,在这样一种原始的、有别于后世的孝道观念的支配下,表达孝、实现孝的规范应该构成了夏礼的大部分内容,与此同时,一切不敬鬼神、亵渎神明的行为则构成应予严惩的犯罪行为,即“不孝”。这就是“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由来。总之,夏法上是应该有“不孝”罪的,只不过,此“不孝”罪非彼不孝罪也。

关键词:夏法;“不孝”罪;鬼神信仰;《中国法制史》教材

章太炎(1869年-1936年)

不孝罪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一个重要的罪名,属于“十恶”重罪之一,历来为国家和社会所重视。对于这一罪名,《唐律》解释道:

“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

从出土文献记载来看,“不孝”罪名至迟到秦代已经出现,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法律答问》中有: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这是秦代律法中有不孝之罪的确证。那么,不孝罪究竟起源于何时?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不孝罪起源于夏代,是夏法(禹刑)中的规定。据笔者眼界所及,远的不算,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中,持这种观点的不下十部以上,其中包括为学界公认为权威的、分别由张晋藩和曾宪义两位学界泰斗所主编的教材。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工程”教材《中国法制史》仍然延续了这一观点,认为“夏朝的刑法还对不孝罪作了规定,将其也归入了打击之列。”并特意解释道:“这是一种不能善待祖父母、父母的犯罪。”(《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7页)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专著和论文亦持此种观点。同时,这些论著大都认为,所谓“不孝”之“孝”乃是针对父母或尊家长而言的。一些论著虽然没有明言这一点,却也显然把夏代的“不孝”罪和后世的不孝罪等量齐观,典型的说法如:

在夏代,由于国家是以家族和宗法制度为基础而建立的,忠孝是重要的伦理道德准则,必须自觉遵守,如果违背这一伦理道德则为社会所不容,也当然为法律所不原,因此,不孝罪,必然成为刑法所打击的一种最严重的犯罪。同时,也由于氏族中传统的尊老、敬老的习惯影响,统治阶级也认识到强化“孝”能促成“忠”,既加强亲族的凝聚力,也能增进国家中的效忠性。因此,对“不孝”罪的惩处,又是必然首重之事。

——李交发、唐自斌主编:《中国法制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诸如此类的对夏代“不孝”罪的解释,在各教材中并不鲜见,措辞大同小异。然而,仔细揣摩,不能不令人产生困惑和疑问。似此类解释,恐怕均有过度解释之嫌,是以后来的制度和观念揣测以前的历史。

同时,笔者发现,坊间亦有若干教材在介绍夏代刑名时,没有提到“不孝”这一罪名,或者付之阙如。这似乎表明这些作者对夏代存在不孝罪心怀疑虑,至少认为证据不足,为避免读者追问,所以干脆隐去不谈。

本来,对于距今四千年前的某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在实物证据阙如的情况下,今天的学者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保其必有或必无。大多数学者所以如此众口一词,实在是因对前辈学者的“权威”论断过度依赖所致。一个多世纪以前,国学大家章太炎先生撰有《孝经本夏法说》一文,以为《孝经》本于夏法,其中“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亦指夏法而言。(《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9页)正是这一论断对后来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莫大影响。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就坦言:

“近人章太炎在《孝经本夏法说》中认为,《孝经•五刑章》全部为夏法的内容。这种认识似有偏颇之嫌,但他指出夏代出现‘不孝罪’,并提出‘罪莫大于不孝’的认识,却是可信的。”

郭成伟主编《中国法制史》、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等书亦同一论调。作为专攻中华法制“源头”的大部头力作,胡留元、冯卓慧合著的《夏商西周法制史》对夏代“不孝”罪又进一步引申道:

“夏朝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统治基础上的奴隶制国家,为巩固新生的奴隶制政权,充分发挥忠、孝礼仪规范的精神支柱作用,并运用法律手段,把不孝作为最严重的犯罪之一,予以严惩,这对增强家族凝聚力,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宗法体制,是不无裨益的。”

——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2页

论调不出旧说窠臼。至此,我们不得不问,夏法中果真有“不孝”罪吗?若有,夏法中的“不孝”罪和后世的不孝罪是一回事吗?

不消细说,不孝罪的出现,自然是和先民的孝观念和孝实践是分不开的。关于中国人孝观念的起源,史学界有多种说法。

曹方林

曹方林认为,孝应起源于“民知母不知父”的时代;(曹方林:论孝的起源及其发展,载《成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康学伟

康学伟则认为孝观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产物;(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杨荣国

杨荣国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提到,“孝”的思想产生于殷代,殷人以“孝”为“教”。(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12页)

而据有的学者考证,即便到了殷人那里,亦并无孝的观念(参见徐复观:“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收入《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张力:“殷人无孝说”,载《殷都学刊》1989年第4期)。陈苏镇也认为孝的观念不会早于殷周之际(陈苏镇:《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9-48页)。

这些说法的是非得失,非笔者学力所能评判,唯一的感觉是,为这些学者所谈论的孝或孝观念,无一不是后世的孝观念,即“善事父母”意义上的孝观念。问题在于,以后世的标准来探寻孝观念的源头,极有可能是刻舟求剑,而难窥其真容。

今人“孝”、“敬”联称,表明“孝”、“敬”语义接近,几于可以互训。区别在于,“敬”的指向对象没有一定,而“孝”的指向对象有一定(专指父母尊长)。实际上,如若拉长历史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孝”的指向对象在几千年里是有变化的。

孔子曾盛赞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的美德,其义是指夏禹自己菲食恶衣,却以隆重丰盈的祭典祭祀鬼神。

对鬼神而称“孝”,这和今人对“孝”的理解明显不同。这提示我们,中国古人的孝观念其前身当与鬼神崇拜和祭祀有关,而不是一开始就切入小家庭生活的。

《尚书•召诰》:“有夏服天命。”

《礼记•表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

据已有的研究可知,夏代虽然已经有了国家机器的建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延续了氏族社会时期重鬼尊神、崇尚祭祀的传统。夏人通过举行隆重的仪式,致献丰盛的牺牲来祭祀包括其祖先神在内的天地神明,表达其虔诚敬意,以祈求祖先的呵护和神明的庇佑。《左传》文二年云:“孝,礼之始也”。[1]对于远古的先民来说,正是出于向鬼神表达敬意(致孝)的需要,才有了最初的祭祀活动,于是礼就产生了。而随着祭祀活动的长期开展,原始的孝道观念开始形成,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成熟。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5页)

“在人类的早期,人类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不仅不可能把与自己生死攸关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作为支配的对象,而且反把它们当做支配自己生存和生活的神秘力量。这两种力量就在原始人的观念中表现为对超自然的自然力量和对超人间的氏族祖先的崇拜,这两种宗教观念是原始宗教的基本观念,由此观念而象征化为两种基本的崇拜对象。”

这两种观念在起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可能是混在一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分离开来。

《尚书•甘誓》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孔《传》云:“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亲祖严社之义。”

——[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孔颖达疏云:“礼,左宗庙,右社稷。”

——《尚书正义》,第261页

表明当夏立国之初,祖先祭祀已被夏人从一般的神明祭祀中分离出来。不过,对夏人而言,两类祭祀虽有亲、严之分,其爙灾祈福的动机则一也,其敬畏心理也很难说有本质的不同,因而设施和行为背后的观念形态均名之为“孝”。

关于孝道初型,学界较一致的推论是——孝道观念最初可能是先祖亡灵崇拜的产物,是从祖先祭祀中推演和抽象出来的,尔后才由尊逝去的祖先扩展到敬在世的亲长,并逐步形成完整的孝道伦理(王丽珍:“初民伦理形式之递演——由春秋以前的“孝观念”视察”,《晋中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笔者认为,这一推断有一定道理,然而其历史线条可能是不完整的。因为,在祖先崇拜发生之前,当时的人们应该已经产生了一般的鬼神观念和信仰[2],正是这种一般的鬼神信仰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祭祀活动催生了最初的孝道观念。

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为禹所致孝的“鬼神”恐怕不仅限于先祖亡灵,还包括其他的山川神袛。正缘于此,所以到了后来,即便孝的指向已经被固定为父母尊亲,其涵义中仍包涵了对丧葬祭祀之礼的高度重视,“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可以看作是最初的孝观念在后世的遗存。

孔子云: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可知夏、商两代各有当时之礼。不仅如此,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和不断强化,夏代具备了对违礼行为给予惩治和纠正的强制性力量。于是,在大量发生的祭祀实践中,夏人关于孝的规范意识得以进一步清晰化。在夏人的规则体系中,对鬼神庄敬就是“孝”,反之即为“不孝”。而所谓“不孝”,不过就是不敬鬼神、亵渎神明的一种概称而已。推想起来,关于孝与不孝的分际和辨识,即便不是夏礼的全部内容,至少应该构成夏礼的大纲和重中之重,而“出礼则入刑”,于是就出现了“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这样一种结果。

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夏启讨伐有扈氏,作《甘誓》,指斥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有的教材认为“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是罪名。这一判断恐怕并不准确,笔者认为“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应该是对罪状的描述。“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三正”有多种解释:《经典释文》引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天、地、人之正道。”顾颉刚、刘起釪则认为“三正”指诸大臣、官长(刘起釪:《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七辑,1979年)。

顾、刘的新说证据并不充分,旧说未可尽废。所以,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是指有扈氏规反天常、不循正道、亵渎神明,这样的罪行如果要冠以一个罪名,还有比“不孝”更合适的吗?尽管《甘誓》中没有直接点明有扈氏的罪名,而仅仅是宣示了罪状,然而在那样一个神权政治社会,当政者意图消灭异己势力,还有什么比“不孝”罪更趁手的工具呢?正是因为有扈氏触犯的是“不孝”罪这样的无上大罪,所以“天用勦绝其命”,同时基于“大刑用甲兵”的原则,所以要以战争的形式对他予以制裁。

笔者推测,商代法制应该大体上继承了夏法上关于“不孝”罪的规定,“不孝”主要指对神明的不敬。因为《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云:“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与夏法的精神意旨完全一致,所不同者,两代法制繁简相差悬殊。也只有把“不孝”罪解释为不敬鬼神,才能对夏、商两代“罪莫大于不孝”的刑制有透彻的了解,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当时会把“不孝”罪规定为最严重的罪行。周秦以降,虽然“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仍然被人提起,可是实际上,不孝罪“原恶大憝”的地位已被谋反、谋大逆等“不忠”类罪名所取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十恶”之中,不孝罪既非排在首位,也不是处刑最重的。所谓“罪莫大于不孝”,不过空有其名而已。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表达和实践之间的距离,于是“不孝”罪的原初涵义也就隐而不彰了。

如此看来,夏法中存在“不孝”罪是完全可能的。惟需要注意的是,夏法上的“不孝”罪和后来世人所理解的不孝罪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并非毫无关联。须知,夏人的鬼神崇拜中含有一定的先祖亡灵崇拜的成分,而且越到后来祖先崇拜的比重越大。在这样一个观念演变的过程中,“不孝”罪的涵义也发生了微妙曲折的变化,“不孝”罪的指向对象从一般意义的鬼神到先祖亡灵再到在世的尊亲。《礼记•王制》记先王之制云:

“山川神祗,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

笔者推测,这一段记载的应该是周代的制度,因为不敬罪和不孝罪已经出现了分离,而不再搅和在一块儿。对非祖宗神的怠慢亵渎成立不敬罪,对祖宗神的不敬方成立不孝罪,这就比较接近后世的不孝罪了。

清人皮锡瑞引陆德明释文“推郑之意,以为五帝官天下,禹始传其子。传子者尤重孝,故为孝教之始”([清]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四部备要本)卷上)。徐复观据此认为,孝道和传子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起于政治的传子制度(参见徐复观: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收入《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如前文所述,这种观点未免狭隘,最初的孝道其实和传子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由于夏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国家文明,这就使得先民朴素的孝观念被纳入理性化的规则体系,得到国家机器的强力弼护,因而成为一种更为自觉也更为有效的治理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夏代是“孝教之始”,亦未尝不可。

基于此,笔者认为,夏法中是应该有“不孝”罪的,归根结底,这是由夏王朝的政治形态(神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鬼神信仰)所决定的。而此“不孝”罪,名为“不孝”,实为不敬神明行为的总称。今人望文生义,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不孝”罪就是不孝父母,于是,或者得出夏代已有如后世一样的不孝罪,或者干脆否认之。其实,这两种判断恐怕都是有问题的,过犹不及,述夏代刑名者当留意于此。

台湾法史学家张金鉴先生在讲到上古律法时,先是引用《竹书纪年》、《国语》和《尚书大传》等古籍中有关上古律法的记述,然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上古时代,以文献不足征,这些论述,不是作伪,便系揣测,均未足凭信。”

——张金鉴:《中国法制史概要》,正中书局,1974年,第15页

先生之立场可谓严谨之至。然治上古史者,亦不当划地为限,固步自封。若能博采文献之记载,辅以合理之揣测,未尝不可成一家之言,亦未尝不可逼近历史的真实。是以笔者不揣鄙陋,直陈己见。然则,上古之事渺茫难知,所谓“研究”近于臆断。还请有识之士不吝教正!

注释:

[1] 《国语•周语》:“孝,文之本也。”其义略同。

[2]这应该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如据丁山先生的研究,“然而民族宗神,都自山鬼祭起,足证山魈野魅一般地神的信仰,确先‘人死曰鬼’灵魂之说而存在。”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594页。另外,也有不同观点,如斯宾塞主张最原始的宗教是祖先崇拜,然后才向自然崇拜发展,而这种发展是由于原始人群语言上暧昧、不精确而发生误会所造成的。参见朱天顺:《原始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页。此说可备一说,但并未为中外学界广泛认可,今不从。

本文原刊于霍存福教授主编《法律文化论丛》(第十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原题为《夏法“不孝”罪臆解》。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王静

您可能喜欢
这个失联样本所示不止是孝道的问题
光明网 2019-12-03
94岁"煎饼奶奶"摆摊到凌晨 否认儿女不孝生活困难
人民日报-人民网 2019-11-16
“凉州宝卷”传承人:“念”民俗文化 “唱”孝道善行
中国新闻网 2019-09-28
我们如何传承孝道
北京青年报 2019-08-31
最伤父母的四种话:对待父母的态度,决定了你有多大福报
京博国学 2019-08-08
家庭为什么这么多矛盾,看了才恍然大悟!
每晚一本书 2019-07-29
哪吒,究竟是美少年还是小恶童
文汇报  2019-07-25
孝与不孝从来都不是私事家事
北京青年报 2019-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