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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从“铁路”到“互联网” 这家法院见证祖国法制进程
北京头条客户端2019-10-08 17:43

民众参与诉讼从跋山涉水到动动指尖,法官从线下奔波调查到区块链在线验证。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清晰呈现。而在新法院成立的同时,36岁的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被撤销。

从“铁路”到“互联网”,专门法院的变化见证着国家法制化进程,也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

法庭不够办公室里也能开庭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初建于1954年3月,当时称为“北京铁路沿线专门法院”,仅仅存在三年就被撤销。直到1980年11月12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恢复筹建,1982年5月1日开始正式办案。受案范围主要包括铁路范围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和与铁路运输的有关的一些商事案件。

1995年,刘永昌从铁路公安调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任副院长。当时的铁路法院并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从北京铁路分局内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百子湾路的铁路印刷厂院内。

那时,铁路法院只有三层楼,没有地方升国旗,国徽就挂在办公楼的第三层,法庭也只有一个。“我们那法庭,离铁道边不到十米。我们开庭的时候后面火车过着,‘哗——’根本什么都听不见,就只能暂停。”刘永昌回忆道。法庭不够用怎么办?办公室也能开庭。法官在办公室里摆几把椅子,民事案件原告坐一边、被告坐一边。在法庭错不开的时候,一些刑事案件也得在办公室开庭。

“由于铁路法院受案范围的限制,案件总量与地方法院比也是比较少的,”刘永昌说,“当年海淀、朝阳、丰台几家法院每年都收1.5万件案件左右,我们最多也就500件。”当时,铁路法院以刑事审判为主,被告人大多是在铁路沿线盗窃、倒卖火车票,后来也有非法运输枪支弹药、携带毒品等。

后来,刑事案件收案逐年下降,涉及铁路运输合同纠纷的案件逐年增多,经济审判庭应运而生。

在一些时间节点,铁路法院的法官们来到列车上,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有段时间倒卖火车票的行为特别猖獗,”刘永昌说,“为了法律宣传、震慑犯罪,法院也会在火车站广场上举办公判大会。”

2012年6月6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移交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高级法院,实行属地管辖。也是在这一年,刘永昌退休离开了法院。

司法便民:从“巡回法庭”到“在线庭审”

作为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的地域范围不局限于北京市,有一部分当事人居住在河北承德、张家口等地。而一次诉讼可能要往返法院数次,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对当事人来说是极大的诉累。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建立了巡回法庭的机制。“巡回法庭成立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要去承德、张家口两地巡回审判。”原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监庭庭长尚晋彰曾经是巡回法庭的负责人,一趟趟绿皮火车和招待所里的合议庭拼凑出了那段记忆。

从北京西站坐火车一路向北,几个小时后,尚晋彰和同事下车后在招待所住下,来不及休息就得开始整理手头的案卷。由于法官轮流来巡回开庭,能调解的案子,承办法官会提前整理好案件材料给来巡回开庭的同事,法官再打电话给当事人,约到招待所来面谈,房间也变成了法院的办公室。

在巡回法庭到来之前,开庭传票就已经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给当事人。巡回法庭一般设在当地的礼堂或是会议室内,国徽、法槌和桌牌等物品平时也都存放在那里。高悬国徽,摆好桌椅,一声法槌敲响,巡回法庭就这样来到了当事人的家门口。

“后来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很多当事人就来北京诉讼了,我们就跑得少一些。”尚晋彰说,开设巡回法庭的目的就是便利当事人,法官多跑跑路也是值得的。“而现在,有了互联网法院,当事人和法官双方都不需要再跑路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解决,这一点是飞跃性的变化。”

为兑现判决一个案子去46次现场

“来到互联网法院以后,我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可以说,互联网法院在实践中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很大成绩,也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原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庭长、今年69岁的韩东山这样描述参观北京互联网法院后的感受。

“互联网法院自己的区块链‘天平链’,能保证证据的真实性,还能防止篡改,有利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原来审判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解决的问题。”而在传统的司法审判程序中,民商事案件的证据需要当庭质证或是提前送达。

在韩东山的记忆里,送达实在是个“麻烦事儿”。有的电话通知不到,需要送传票到外省,寄挂号信也难送到本人手里,“寄到农村是大队小学负责收,这个人也可能不在村里,传票就扔在小学没人管。”韩东山说。

“那时执行靠决心、靠毅力、靠跑得快、靠不怕风险、靠夜执。”曾长时间在法院执行一线工作的韩东山说。在一件合同纠纷案中,被执行人是北京市远郊区县的一家水泥厂,欠款有几十万元。水泥厂经营不景气,执行法官上门去一次只能拿出一两万元来,韩东山记得,他一共跑了46次,总算结了案。

不同于现在的执行法官可以联网查控全国范围内的财产信息,在他办理执行案件的年代里,连查银行账户资金也得一家家银行网点跑,“我们习惯到了外地,不吃饭不找旅社,直接跑银行查。”韩东山说。

在一起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的厂址在南京,韩东山就和同事出差到南京试图查扣银行账户的钱款。“打出租车的费用没法解决,我们就靠两条腿跑了一天,查了大约是三十几个银行的营业点。”当时的银行并不完全配合法院的工作,韩东山查到被执行人在其中两个营业点的账户上有钱,扣划了其中一个账户,另一家银行始终不同意,只能先冻结钱款。在掌握了部分财产信息后,执行法官再找到被执行人谈,案件很快得以解决。

韩东山曾在陕北插队,后来还在西安铁路局工作,再加上执行案件遍布全国各地,他也掌握了一些方言技能。“被执行人也很怪,你要是懂他的方言,有时候开个玩笑案子就能结了。”韩东山笑着说,“十里不同音,我能听懂杭州话,但杭州旁边的临安在大山里,就很难懂啦。”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互联网行业未来将要面临更多新问题。“发生问题以后要解决问题,才出现了制度、措施和法律。所以互联网法院还要在司法实践的同时,参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这也为互联网法院的发展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永昌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赵加琪

编辑/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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